遵義會議會址位于遵義市老城紅旗路(原子尹路)80號，老地名叫琵琶橋。會址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層樓房，為中西合璧的磚木結構建筑。上蓋小灰瓦，歇山式屋頂上開一“老虎窗”，有抱廈。整個建筑分主樓、跨院兩部分。主樓樓屋四周有回廊，樓房的檐下柱間有十個券拱支撐，保留了我國古建筑“徹上明造”的結構風格。樓上有梭門梭窗。檐柱頂飾有堊土堆塑的花卉。東西兩端各有一轉角樓梯，外面加有一道木柵欄。門窗涂飾赭色，鑲嵌彩色玻璃，窗外層加有板門。樓內各房間設有壁櫥。整個主樓通西闊25.75米，通進深16.95米，通高12米占地面積528平方米。房屋原是黔軍二十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的私人官邸，是遵義城三十年代最宏偉的建筑。

會址大門臨街，門兩側原是八間鋪面，是柏輝章家的商店。進大門，穿過廳，迎面是一座巨大的磚徹牌坊，上有彩瓷碎片嵌字，前為“慰廬”，后為“慎篤”。過牌坊是小天井，天井南側有小門通往柏家的內四合院，北側是主樓。

“長征”，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主力從長江南北各根據地向陜北根據地進行的戰略大轉移。1934年10月開始，1936年10月結束。歷時兩年，行程二萬五千里。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造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央紅軍(第一方面軍)連同后方機關人員8.6萬余人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分別從江西的瑞金、雩都(今于都)和福建的長汀、寧化出發，開始長征。長征初期，“左”傾領導人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并且把戰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隨軍帶上印刷機器、軍工機器等一切笨重的器材，使部隊行動遲緩，對于行軍打仗極為不利。紅軍英勇奮戰，連續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線，轉移到湘江以西地區，但已損失過半。這時，蔣介石已察覺紅軍的前進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立刻調集重兵，準備將中央紅軍一網打盡。在這危急關頭，中共中央接受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12月15日，紅軍攻占了貴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正式通過決議，放棄向湘西前進的計劃，改向黔北挺進。黎平會議是紅軍戰略轉變的開始。12月底，紅軍進抵烏江南邊的猴場(今草塘)。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場召開會議，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提出首先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創建川黔邊新根據地的戰略任務。會后，紅軍強渡烏江，把國民黨的追剿軍甩在烏江以東和以南地區，于1935年1月7日占領遵義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遵義會議后，紅軍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的指揮下，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忽東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敵方重兵之間。在貴州以西，曾四次渡過赤水河，使敵人疲于奔命。隨后，出敵不意，南渡烏江，進逼貴陽，直入云南，搶渡金沙江，擺脫了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5月順利通過大涼山的彝族地區，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翻過終年積雪的夾金山，于6月14日在四川懋功、達維地區與從川陜根據地轉移的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

中國工農紅軍，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用兩年時間，長驅二萬五千里，縱橫十一個省，沖破國民黨重兵的追堵，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險阻，戰勝黨內分裂的危機，勝利地完成了長征。紅軍的長征，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她的勝利，標志著中國革命新局面的開始。

中國革命在這里從勝利走向勝利

遵義會議當年在柏輝章的私宅二樓會議室里召開，會議室東壁墻上有一只掛鐘和兩個壁櫥，西壁是一排玻璃窗，中間放一張赭色長方桌，桌下放一火盆，四周圍著一圈木架藤邊靠背椅。會議揭發批評了中央領導人在軍事上的錯誤，通過了決議，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隨后根據會議精神，常委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的工作，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在行軍途中，又組成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指揮小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次會議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會址為當年紅軍總司令部和總部一局的駐地，樓上除陳列有遵義會議會議室、軍委總參謀部辦公室外，還有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的辦公室兼住室，總司令朱德和康克清的辦公室兼住室，總參謀長劉伯承的辦公室兼住室，參謀長葉劍英的辦公室兼住室外。樓下有作戰室、機要室、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政委楊尚昆住室，一局局長彭雪楓、張云逸的辦公室兼住室，還有工作人員、警衛人員的住室。

遵義會議會址1954年1月開始復原陳列，1957年7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1961年3月，國務院公布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4年底，毛澤東主席為紀念館手書“遵義會議會址”六個大字。